今天，９月２５日，是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W.Said, 1935-2003）去世五周年。

　　萨伊德在国内，似乎成了某些学院新左派的一尊守护神。按他们的鼓吹，萨伊德是东方民族反抗西方“文化霸权”的旗手。他最为世人所知的著作，大概要算 １９７８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 有三联１９９９年中译本《东方学》，王宇根译）和１９９３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 有三联２００３年中译本，李琨译）。第一本书，确实予人以批判西方的感觉；但是，第二本书，至少在本人读来，情形并不如此简单。

　　所谓“东方主义”，萨伊德用来指西方——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对待中东地区和阿拉伯民族的传统习惯模式，从这种模式里产生的“东方”描述，只是该地该 人之优秀实质的一种贬损表象。兄弟读到《东方主义》，已是九十年代中期。此书也算名著，读后居然无甚启发。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该书风头已过，第二则是本人 的中国背景。如果你在大学里除了考试前抄抄女生笔记之外，上政治课时也算带个耳朵听听，《东方主义》的基本思想，其实就是很熟识的辩证法，毛择东同志的 《矛盾论》里都有。

　　你说西方文化其实不是独立发展的，而是以东方（请再次注意，萨伊德指的是中东）为“他者”而对照发展起来的。辩证法说矛盾普遍存在，矛盾的一方以另一 方的存在为本身存在之依据。虽然，说西方文化与中东本是“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有点出乎常情，但对中国人来说，理解很容易。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新 文化就是以西方为对照而发展起来的。近代确实是西方侵略中东，但在１６８３年土耳其苏丹兵败维也纳城下之前，长期是中东侵略欧洲。欧洲人以中东为对照，就 跟咱们的先辈以西方为对照一样，是弱者在翻身过程中的不得不向强者学习，尽管在学习时对“老师”有很多歪曲的想像。

　　你对这类歪曲耿耿于怀，觉得它们成了西方描写东方的主流。辩证法说任何矛盾过程都有主导的一面。西方后来强大了，他们的描述就成了主流话语。你说很多 名著和小说经典里都有这类歪曲的痕迹。（唯物）辩证法说人的思想是社会环境和他的各种社会联系的反映，西方作者总不能像东方人那样写作吧？

　　去掉 discourse（话语）和 hegemony （霸权）之类的学术黑话，《东方主义》的基本思想不过如此。本人或许把萨伊德庸俗化了，但决不会比萨伊德对中国历史的误解更大。谈到回教往昔的光荣，他居 然说十三、十四世纪时，中国也在回教统治之下。元代有很多色目高官，或许汉人所录之史对回教在当时的影响语焉不详，或许萨伊德见到的阿拉伯资料值得我辈参 考，但要说元代是个回教王朝，总令人觉得匪夷所思。不知道这算不算萨伊德对中东更东地区的“东方主义”？

　　这也正是《东方主义》不再时髦的最大原因，也就是兄弟要讲的第三个原因：当中东如萨伊德所愿，在世界舞台上展开自己的叙述之后，结果令人太失望。

　　新世纪伊始，读余秋雨《千年一叹》，觉得很奇怪。他们从伊拉克进伊朗去德黑兰，有两条公路干线，一条经过最大的拜火教神庙遗址，一条经过萨桑王朝的岩 雕，都是联合国承认的人类文化遗产，为什么都不去？而且提都未提，估计不知道。而余秋雨想寻找的正是拜火教神庙，后来到设拉子（Shiraz）才找见一 座，还是他自己问了人，但那不是最大的。兄弟猜想，他们拟定路线时，用了伊朗官方的介绍，里面不曾提到其他宗教和被阿拉伯入侵者灭掉的王朝。

　　今年８月号的美国《国家地理》有一篇介绍伊朗的文章。据作者说，１９７９年伊朗革命之后，当局曾打算炸毁伊朗最著名的古迹——古波斯王大流士的卫城 （Persepolis）。后因担心民众反对而未行，所以余秋雨在设拉子还见到了。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就没有如此幸运，竟被塔利班炸掉。

　　问题还不止是官方记录。奥尔罕·帕慕克（Orham Pamuk） 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之中，伊朗提得很多。设拉子是细密画一个大画派所在地，奥斯曼大师曾在那里学习。但画派传承从回教进入这一地区开始。画的内容有跟 希腊（西方）打过仗的大流士和回教国王，中间拜火教和萨桑王朝的历史却是没有的。

　　第三世界很多国家，如今都在起劲编造民族神话。甚至对帕慕克那样的作家，都是不能盲目信任的。要了解他们的真实历史，本人宁愿去大英博物馆。西方人或 许有“东方主义”，博物馆里的展品或许来历不明，但他们有科学和科学态度。而按冯友兰的说法，西方现代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区别，就在“科学”两字。西方人至 少尊重基本事实，不会把几百年的历史一笔抹煞。

　　或许，正是对东方现实的不满，促使萨伊德后来写了《文化与帝国主义》？

　　单看标题，似乎这是一本批判西方文化如何为帝国主义保驾护航的书。实际上，萨伊德在书中痛斥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斥到华夏读者会心微笑。萨伊德 说，在文化上，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有个特点。由于帝国到来之前的历史，一般地讲，不足以给抵抗（运动）提供足够的文化资源，民族主义必须开发自己的新资 源。而这种新资源，几乎总是围绕着一个父权主义领袖建立起来的。因为这些父权主义领袖的最大功业是“建国”，以他们为崇拜对象的“圣殿”文化（在中国叫“ 造神运动”），就使民族主义的视线局限于殖民时期的屈辱历史，看不到还有妇女权利、少数民族权力和经济建设等更具普适性的、或许比建国更困难的问题。因为 看不到更具普适性的观念，在“独立”和“民族尊严”的旗号下，他们常常毫不犹豫地践踏法制和人权。

　　当时，伊拉克的萨达姆已是某些好友国家的御封反美“英雄”，在宣传上享受镇治局肠胃同等待遇。萨伊德不但点名谴责，还将萨达姆与乌干达的吃人肉总统阿明并列。

　　最令革命同志失望的，大概是萨伊德在书中为第三世界国家指点的文化出路。他以爱尔兰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为例子，称之为爱尔兰民族传统和英国文化遗产的混血儿。叶芝的灵感来源，正是帝国文化和民族传统在他心中引起的内在张力。书中有叶芝整整一 章，这里的比较完整的文学分析，比《东方主义》有趣得多。后者似乎只是为观点去文学中找材料。

　　书的结尾，萨伊德倡导文化“移民”，倡导跨越“我们”和“他者”的界线。他认为，虽然帝国的扩张给弱势民族带来过种种灾难，但是，时至今日，不管是曾 经站在帝国一边的人，还是曾经站在抵抗一边的人，都应该把这段历史作为共同的历史。不管是历史上的帝国文化还是抵抗文化，今天已汇合为我们的共同文化。

　　萨伊德说，年青一代要继承的正是这一共同文化。他写这本《文化与帝国主义》，就是想在这方面给学生作点示范。

　　该书从西方到东方的殖民开始，以东方到西方的移民收尾，辩证法走了一个黑格尔式的“正－反－合”。萨伊德本人，就是这一循环的代表。生自大英帝国治理下的巴勒斯坦，却在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的纽约扬名立万。

　　萨伊德的主张，听着像是一种理想，其实已是现状之必需。不信且看东国。高层久有废除上妨制度之议，上妨给中阳背上沉重包袱。本来老百姓，特别是农民， 都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几年上妨无结果，他就对皇帝也不满了。东国镇府解决不了，有人还会告洋状，败坏镇府国际形象。高层考虑在各地设立法律协助机构， 民众有冤枉，通过司法渠道就地解决。这也符合“以法治国”的精神。但实际执行很难，因为老百姓相信告状。

　　东国的法律体系，是换代时“全盘苏化”的结果，也留了一点前朝的“全盘西化”。而苏联的法律基本抄自法国和德国，所以，说到底，东国现在有着一套“全 盘西化”的法律。这套成文法，与民众的传统习惯法有着相当差距。文化程度较低的底层民众，不懂得如何适应这套法律体系。他们不可能通过直接看《越狱》等美 国电视剧，学习有关西方法律的间接知识。给予他们司法间接知识的文化产品，不是歌颂省委一把手的所谓反贪剧；就是清代辫子戏——披麻戴孝的村姑，对着县官 一个响头磕下去：青天大老爷在上，民妇冤枉啊！兄弟前几年回老家探亲，在省镇府门口，还见到披麻戴孝的女人跪在路边叫冤枉。旁观的人说：这种事，三天两头 有。

　　哪怕喉舌们将萨伊德痛斥的阿明特色、萨达姆特色——不要民主要明主，不爱自由爱自囿，不讲人权讲忍权——发扬到光最大，你的目的还是希望社会稳定吧？ 如果镇府已经将法律条文全盘西化了，宣传上却整天恐吓民众，说是西方思想如何毒害东国心灵，于是民众习惯法与国家成文法长期难以磨合，那不是鼓励更多的群 体件事吗？

　　月饼要坚持吃下去，但是美国《独立宣言》也要诵起来——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时至今日，这已经是我们和西方的共同文化——愚意以为，这是萨伊德最重要的遗训。

【专栏说明】　本专栏每周五更新。每月第一个周五胡说八道杂拌儿，第二个周五选美（美国大选），最后一个周五书评影评或附庸风雅，倒数第二个周五鼓吹女男平等。逢到有五个周五的月份，中间那个谈教育。

Tags: 萨伊德, 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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