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到，真热闹。母猪叫叫，公猪跳跳。老农咚咚敲猪槽，爱党爱国爱猪草！

　　新年要有新气象。本专栏的新气象，就是把女男平等的话题移到第二个周五，靠近情人节和三八节。今年仍然是每周五更新。每月第一个周五吴说八道杂拌儿， 第二个周五鼓吹女男平等，最后一个周五附庸风雅谈文化，倒数第二个周五毁人不倦话教育。像本月这样有五个周五的，中间那个放国际随笔。下个周五（１月１５ 日）就是国际话题，兄弟在回复网友留言时承诺过的，将会聊聊上海学生干部们对奥巴马的提问。

　　女男关系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关系，实在说来，早已是太阳底下无新事。只是再无新事，以人类生活之多样性，偶尔也会冒出新趣味。比如，去年２月１２日是查 尔斯·达尔文诞辰两百周年；１１月２４日又是他的划时代巨著《物种起源》问世一百五十周年（下图：达尔文写作《物种起源》的故居）。按理说，达尔文其人其 事（不算理论发展），早已被谈得太阳底下无新事了吧？但是，美国有位德菠拉·海利希曼女士，却赶在达尔文两百诞辰之前，抢出了一本自称是达尔文数百传记之 后，第一次把重心放在他的第二次冒险之上的书。

　　达尔文的第一次冒险，就是他那著名的乘坐海军勘探船“贝格尔号”的五年环球考察。什么是他的第二次冒险？——娶老婆是也！

　　娶老婆，对任何男人都是触及灵魂的大冒险。但达尔文更甚。因为他对第一次冒险中所见所闻的思考，逐渐导向对信仰的怀疑；而他看中的未婚妻，却是虔诚信 徒。但两人后来恩爱一生。这怎么可能？海利希曼这本《查尔斯和爱玛》（Charles and Emma: The Darwins' Leap of Faith），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这本书其实是少儿读物，还进入了去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少儿读物终评名单。出版社说是 Ages 12 and up， 就是说，主要给中学生看的。老农正好是中学程度——英语或许有英国中学程度，其他各科中国中学程度——津津有味读下去。

　　海利希曼本人的婚姻，和达尔文的近似。她读的是神学专业，丈夫却是写科普的。海利希曼说这本书 very personal，并在扉页题词，献给丈夫。一般而言，为达尔文这样的人写传，由于传主太高大，可能会遮蔽了背景中的细微色调。如果撰者在感情上太靠近传 主，更容易偏重个人素质的份量。达尔文的时代，受过教育的男性中，有大量的怀疑论者；但大学不招女生，女人几乎都是信徒。达尔文式的婚姻，当时应该很常 见。海利希曼或许因自身婚姻的当代希罕，而夸大了达尔文夫妻的奇异程度。

　　比如，书中说道，达尔文十岁的大女儿安妮病故之后，达尔文深受打击，再也不信上帝。每到周日，他陪着爱玛和孩子走到教堂。妻子带孩子进去做礼拜，达尔 文却孤身在镇中散步。其实，这类乡间绅士，当时大概很不少。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老爷车》（Gran Torino） 里那位退休老工人，因战争的残酷而失去信仰，他在虔信的老妻去世前，大概也是这样的。

　　海利希曼的故事，从达尔文制订“冒险计划”开始。对于婚姻大事，达尔文也有着科学家的谨慎。他拿了一张纸，中间划条线，线的一边写结婚的好处，另一边 写单身的好处。达尔文列出的单身好处，每个男人婚前嘴里叫过一百遍，婚后心里叫过一万遍，诸如自由、可以和聪明男性朋友海阔天空侃大山之类的，不必多说。 但在结婚那一栏，常规理由之后，达尔文写道，Charm of music & female chit-chat ——对女人的十三唠叨，听得象像中了魔咒似的（这是 charm 一词的原义）？ 按咱们中国男人的习惯，这还算男人吗？

　　接着达尔文感叹不结婚太孤单，然后连写三个“结婚”：“Marry — Marry — Marry Q.E.D.”——证明完毕，必须结婚。

　　达尔文显然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喜欢和女人闲聊，他就是要找传统的贤妻良母。他并不是没有别的选择。朋友家的三位女儿，个个博学聪明，能跟他辩论哲学和科学，更能容纳他的怀疑论。她们都喜欢达尔文。但要找贤妻良母，在当时，几乎必为信徒。

　　于是他找上了从小认识的表姐爱玛·韦奇伍德。爱玛比达尔文大一岁，她的父亲是达尔文母亲的弟弟。爱玛一口答应达尔文的求婚——这个爱听女人唠叨的男 人，女孩子似乎都当他理想丈夫材料。虽然爱玛担心死后会和丈夫永远分手，她将上天堂，不拜上帝的丈夫则不知去何方，她也只是要求达尔文对信仰保持开放心 态。两个半月后，他们就结婚了。

　　达尔文毕竟是伟大人物，就算当时常见的传统婚姻，到他身上自会有特异之处。海利希曼有点疏于历史背景，但其后的叙述处理得很好。她抓住了两件大事，一是女儿安妮的去世未能摧毁达尔文的婚姻，二是爱玛对《物种起源》一书的正面影响。

　　子女的去世，由此带来的内疚，足够摧毁一个并无尖锐意识分歧的婚姻。而在爱玛的时代，很容易被认作是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的惩罚，比如说，嫁了一个不 信上帝的男人。但爱玛从未如此认为。两人都深爱安妮。眼见安妮停止呼吸，达尔文自己也病倒在床。他对爱玛说：我们更要互相珍重。爱玛答道：你要记住，你永 远是我最珍贵的宝藏。

　　十余年后，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安娜本来执意要离婚，但她产下情夫渥伦斯基的女儿时，得了产褥热，几乎死去。安娜视作上帝的惩罚，决心回归 丈夫。如果不是渥伦斯基要自杀，打了自己一枪——从而证明他是真心的，即使初始仅为逢场作戏，这时也已经被安娜改造成一个真心投入爱情的男人——安娜和他 就断了。达尔文不必有更多证明，他和爱玛在平常日子里的深厚感情，足够令爱玛在艰难时刻毫无摇摆。

　　爱玛未必同意《物种起源》中自然选择的观点（而不是上帝创造），或许她都未必感兴趣。但也正因为如此，爱玛可以代表当时的未受过科学教育的信教大众， 对《物种起源》手稿作出第一反应。爱玛仔细阅读了手稿，改正拼写，改正标点，并建议达尔文将一些容易刺激信徒和教会的段落写得语气温和一些，论据更清楚一 些。海利希曼写道，如果当初不结婚的那一栏里理由再多一些，如果达尔文保持单身，继续生活在伦敦的知识分子中间，如果不是和爱玛结婚，他很可能写出一本较 为激烈的书。由于爱玛的参与，对书中观点的争论，多少能摆脱感情的羁绊，而集中于事实和逻辑。

　　《物种起源》初版于１８５９年。十二年后，达尔文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一书。奇怪的是，海利希曼对此一笔带过。按理讲，人猿同源应比自然选择更有争 议性。曾见一位巴基斯坦教授谈他的科普经历。他给大学生讲宇宙大爆炸，他们能听下去。学生们相信世界是在六天里创造的，但史前之“天”，可为人间无数年。 教授再讲地球和生物的演化，学生们也能听下去。他们相信地球和生物都是被创造的，但创造后或许有演变。教授最后谈人猿同源，下面要暴动！——在保安人员护 卫下，教授狼狈退场。爱玛对《人类的由来》有什么看法，敝人实在很想知道。

　　或许爱玛并不那么担心。《人类的由来》之前，他人早就从《物种起源》里得出了人猿同源的必然推论，这话不再具有初次听到的震撼力。而且，该书的全名为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书中三分之二的内容为副标题里的性别选择，女性对温和男性的偏爱如何造就了听到女人唠叨如中魔咒的雄性另类等等。或许爱玛欣赏这部分。这是很好 的策略：把别人碍难接受的观点，插在他们喜欢的内容里。

　　不管人猿同源如何有争议，《人类的由来》一书，显然对达尔文夫妻的感情毫无影响。这本书出版后不久，他们存活下来的最大的女孩子埃蒂嫁人了。达尔文告诉她：我有一个幸福的人生，这要完全归功于你的母亲——你应以母亲为榜样，你的丈夫将会爱你有如我爱你的母亲。

　　达尔文早于爱玛十四年去世。有一个传说，说他在去世前皈依了信仰。或许，是为了安慰爱玛的天堂不得相见的悲伤？海利希曼说没有这回事。她在爱玛的日记里，未曾发现此类记录。达尔文至死是一个坚持自己立场的科学家。

　　两个至死在最重要的意识问题上互不改变的人，相亲相爱活了一辈子。

【专栏说明】　本专栏每周五更新。元旦虽是周五，老农循例休息，今天是２０１０年的第一篇文章。

　　伊拉克战争三周年之际，美国《外交》双月刊——或许是史无前例地——登了一篇动物学文章，题目叫作《和谐社会的自然史》（A Natural History of Peace）。文章作者、斯坦福大学生物学教授罗伯特·Ｍ·沙波尔斯基总结了灵长类社会的争斗与和谐，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启发。沙教授的标题，让人想起马克 思读完《物种起源》后在信中写给恩格斯的话：这本书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读完全文，想起的却是哥德《浮士德》的著名结语，“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向前”。但哥德所谓的“永恒”，是望向未来的；如果将过去，特别是将几千年文明史之前的几百万年自然史包括进去，按沙教授文章里的观点，更完整的说 法，应该是“永恒的女猩，引导我们向前”。

　　今年２月１２日是查尔斯·达尔文诞辰两百周年；１１月２４日，又是他的划时代巨著《物种起源》问世一百五十周年。达尔文谈的是生物进化理论，但进化论的影响远远超出自然科学。比如，要问人类行为如何演化，有了进化论，我们就知道去哪里找答案了。

　　我们去找人类的亲戚物种猩猩们和猴子们。人类大约在五百万年前与黑猩猩在进化路上依依分手，至今共享着几乎相同的基因。几年前，《科学》杂志登过人猩 基因ＤＮＡ序列比较，９９．８％相同。学界常用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猩分手之后，黑猩猩的社会行为几乎无变化，因此可以当作人类准远祖来研究。支持该假设的一个证据是直到一百万年之前，人类（这个“人类”的含义是很宽松的）化石还是很像黑猩猩的；另一个证据是西非和东非的黑猩猩社会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尽管 他们已经彼此隔绝了一百五十万年。

　　对灵长类社会的观察，特别是其中男性的表现，令学者们很沮丧。男性们太暴烈，太富攻击性，整天为等级地位而你争我斗，而且经常殴打女猩和小猩。就说黑猩猩吧，一个社区大约有百来口猩，社区内实行严格的男猩等级制度，每个男猩都知道谁是自己的上级，谁是自己的下级。最高处则是猩王。每个男猩都企图爬上更高的等级，社区处在持续的男猩政治斗争之中。难怪一位革命领袖要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群猩猩推翻另一群猩猩的暴烈的行动。”

　　如果下级对上级不敬，上级走过身边时，不是象习惯要求的那样低头俯首、发出致意的柔声，而是眼看另一边，上级就会非常愤怒，捶胸吼叫。两猩的对抗，会迅速波及整个社区内男猩间的复杂同盟／敌对关系，引起等级身分的再分配，甚至导致猩王宝座的转手。原来，那位革命领袖说的还不是比喻。那种暴烈的革命，在 砸碎了一个旧社会之后，建立的真是一个红彤彤的猩社会。离开政治中心十万八千里的偏远山区里一个普通农民，藐视镇委书纪的征地令而进京上访，可以被抓起 来，戴上“颠覆镇府”的大罪名。似乎这位农民的眼光，令某些大人物很不舒服。

　　为什么男猩们如此死命维护等级地位？为了玩弄女猩。

　　ＤＮＡ亲子鉴定发现，社区三分之一的小猩是猩王的种，还有三分之一是顶级男猩的，其余男猩的传种机会少得可怜。这就从遗传上解释了，为什么每个男猩都在努力往上爬。目前这种贪官们逼得邓玉娇杀人自卫、逼得高莺莺跳楼身亡的疯玩女人的趋势继续下去，估计再过几年，ＤＮＡ亲子鉴定就会发现，东国三分之一的新生儿，都是东共各级革命干部的接班人。

　　沙波尔斯基教授梳理了灵长类社会的案例和学者们的实验，得出的结论似乎是悲观的：暴烈的猩社会，看不出有走向和谐的可能。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这十年来，沙教授和其他研究人员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反例。在肯尼亚 Masai Mara 有两个热带草原狒狒（savanna baboon）族群，比邻而居（题头图：沙波尔斯基教授拍摄的女狒像）。沙教授称一个为“森林”族群，另一个为“垃圾堆”族群。“垃圾堆”族群生活在一家 旅馆附近，挑拣旅馆丢弃的食品为生。男狒也是富有攻击性的，“森林”族群里最有攻击性的也是最不合群的一批男狒，每天进入”垃圾堆“族群的领地，跟后者抢食物。在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６年期间，“垃圾堆”族群被垃圾感染了肺结核，全体死亡。“森林”族群里那些专来抢食物的男狒也跟着染病死了。于是“森林”族 群只剩下女狒和比较老实的男狒。然后，沙教授发现狒狒们的行为有了明显变化。

　　男猩等级仍然存在，但变得宽松温和。上级很少攻击下级，有时还会让让下级。上级心情不好时找个无辜出气包痛打一顿的暴烈行动，几乎消失。和善行为大量 增加。不但男狒和女狒互相梳毛搔痒；甚至在男狒与男狒之间，也观察到了梳毛搔痒——用沙教授的话来讲，这希罕得就像狒狒生出了翅膀。

　　为避免近亲繁殖，狒狒是女的留守族群，男的长大后出走，加入其他族群。沙教授后来离开了一阵。１９９３年他重返肯尼亚时，“森林”族群里的男狒，已经全部换过。经历了八十年代那场变故的男狒，均已去世；现在的男狒，全是从其他族群入赘的。按理说，这些男狒，从小受的都是暴烈教育，其中也必有性子暴烈的，但是，“森林”族群居然保持了宽松温和的“文化”！而且，沙教授说，到他写文章时，二十年了，依然保持。

　　年青男狒的入赘，通常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早已入赘、站稳门户的男狒要揍他；女狒则排斥他，不理他。但在“森林”族群里，他受到的接待远为和善。按沙教 授统计，新男狒获得第一次性机会的平均等待时间是６３天，但在“森林”族群里只有１８天。由此，沙教授对“森林”族群的文化改变有了一个解释。

　　沙教授猜测，那些暴烈的上级男狒染病死亡后，女狒不再那么紧张害怕，她们的心情放松了。于是，对新入赘的年青男狒，她们也显得轻松友善，更愿意尝试交 往。而新来的男狒，虽然原本脾气恶劣，受到如此好心的接待，他们渐渐也放松了。他们最终吸收了“森林”族群的文化，变得比较和善，不再那么富有攻击性。

　　《外交》双月刊是本一本正经的杂志，沙教授也讲得比较正经。换成网上调侃的话，就是邓贵大那样的暴烈革命干部，要用钱抽打女孩子、要把女孩子推倒在沙 发上试图做这做那的家伙，突然被上帝召去了。于是邓玉娇们和高莺莺们变得比较放松，不再那么抑郁，对爱国青年也显得比较和善。爱国青年的荷尔蒙有了正常出 路，他们也渐渐变得比较正常了，不再为律师签名要求释放邓玉娇而大叫“你们背后有西方反华黑手！”顺口溜曰：

　　从这个狒狒“森林”族群的例子，和其他一些研究，沙教授相信，我们人类并不是无可救药地必然陷于暴烈行动的。但愿如此，阿弥陀佛。

【专栏说明】　本专栏每周五更新。每月第一个周五吴说八道杂拌儿，第二个周五毁人不倦谈教育，最后一个周五评书评电影或附庸风雅，倒数第二个周五鼓吹女男平等。如果当月有五个周五，中间那个放国际随笔。